我的兴化复读的日子

葛覃

九六年八月底，我背着行囊到兴化城里找复读班。复读班没有宿舍。我把行囊放在门卫那里，然后到路边的电线杆上找租房信息，最后租在中医院南边一个弄堂里最东边一家的一个小房间里。进班之后，我发现里面有几个是我同班同学。那时，晚上我经常到四牌楼附近的旧书摊上淘旧书杂志。

上世纪末，兴化四牌楼附近夜市上的旧书摊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有些旧书两元钱一本，曾让我读得泪流满面。有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、有李凖的《黄河东流去》。好多名篇，我都是从夜市上的旧书，旧杂志上读到的，八十年代的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小说月报》当时五毛钱一本。领袖像章五元一枚，我也买了一些。

我们那里人都乐于投资教育，尽管当时教育已经很难带来名誉、地位与金钱。之前高考需要预考，有人经历五六次失败依然坚持。我高考的时候，就曾遇到过一个三年前就毕业的校友。他在重新会考。好多人想通过学美术高考，不是因为爱好艺术，而是艺术类高考录取分数线很低。我有个同学后来就成了美术老师。

那年我在兴化总工会复读班复读。教室南边是一条悠长的巷子。巷子里面有个粪坑。每天早上，附近的女人都来这里倒痰盂。有一天，来自高邮的历史老师正在讲课，外面响起了刷痰盂的声音。历史老师一脸严肃的表情。“哗哗！”、“哗哗哗哗！”，“这个尾山呢~~”，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！”大家都憋着，不敢笑。

我在兴化复读的时候恰逢下岗潮！有一天，我拎着一盒旧书杂志走在路上。一个中年男人怯生生地和我打招呼：“要不要送一下？”我说：“我准备到农工站。乘公交是一元。你如果一元愿意送，我宁可给你。”那人脸上微微泛起红晕，“上来吧！兄弟，我也是个读书人！今天要不是下岗了，请你到我家喝酒！”

有个同学住在王家塘。有一天我到他那里，问他房东做什么工作。他说是蹬三两轮车送客的。我在那里的时候，房东正好回家。我看他的装扮好像有点眼熟，说：“老板，你这形象好像在哪里见过啊！”老板幽默地回我：“李向阳！李向阳！”当一个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，他的幽默都能让你感受到无形的压力。

我在兴化复读的时候，起初晚上自己做饭吃。我买了电饭煲、煤气罐、单灶头煤气灶。有个同学看我自行车上挂个煤气罐，以为我是城里人的。电饭锅煮饭我不指导放多少水。有个同学告诉我：“你把小拇指伸进去，水位到你第二个关节正好。”我住的宿舍环境潮湿，布鞋放在那里，第二天就会有鼻涕虫爬过的痕迹。

有个女人在兴化浴室门前摆摊卖旧书杂志。浴室的人认为她摆在门前影响生意，就驱赶她。她不肯挪走。有个男人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摔倒在地。她流着泪爬起来继续守在那里。我相中了她的《人民画报》。一共11本，少了一期。她要一元一本，我还价十元。她同意了。那晚，她也许就做了我这一笔生意。

我在兴化复读的时候，早饭有时候喝茶，持包子。那时肉包五毛钱一只。有时候吃米饼包油条。米饼一只五毛钱，油条一根也是五毛钱。有时候吃面条。总工会复读班北边有个饭店，那里鱼汤下面不错。有时候吃油条喝豆浆，一般喝一碗豆浆，吃两根油条。豆浆喝完，卖家还会再添一点。我吃腻了就换一种。

上世纪末，兴化四牌楼那里有一些卖古玩的柜台。我在那里买过一枚花钱“崇宁通宝”，花了五元。我当印章玩。还买过一些毛泽东像章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些很新的毛泽东像章。卖家说收的一个单位的。人家一直放在抽屉里。我就买了一些。好像两块钱一枚。有个瓷的毛泽东像章，我买了五元。这些我一直收藏者。

兴化邮局旁边有个门市卖期刊。每月我都要去看看有没有《读者》。后来我渐渐喜欢《读书》、《书与人》杂志了。那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批现当代作家的散文集。书里有作者照片，定价比较高。那种书我买不起，但是我喜欢里面的书签。我经常去兴化新华书店，把那种书一本一本翻一下，偷了好多书签。

我在兴化小南门的时候，起初住在林奶奶家。我住的地方是临街店铺。朝东用木板隔着，南边是裁缝店。林奶奶家住在路西边。她家对面是一个小商店。商店南边有个馒头店、理发店。商店北边有个蓬棉花的店，豆腐店。有一天一个挑着一担茶叶的姑娘问我堂子巷在哪里。我不知道。其实就是林奶奶家北边第一条巷子。

从林奶奶家出门向北不远有一条东西向的巷子——堂子巷。堂子巷最西边一家，院墙大门朝南的就是李地主家。李地主家每天下午都有牌局。今天李地主出战，明天就是地主婆出战。每天散局都要争吵，因为输赢对不上账。赢家总是少报一点，输家总是多报一点。但是李地主总是想搞个精确的输赢账，气得要赌咒。

复读班有个同学叫德荣。他曾经跟我讲过美术考试的盛况——马路上长长的一排全是拿着画板的学生。两千年冬天，我在丰收路和他偶遇。我隔着马路向他打招呼。他也发现了我。我问：“你在哪个学校？”他微笑着，一脸尴尬，我发现他手里提着个工具包，工具包里有把斧头。他已成了一名木匠。

有个同学叫春风，后来做了老师。他喜欢音乐，经常买磁带，炫耀。那时他已经有小短文在音乐杂志发表。有个女生说：“也就他会买这种盗版！”他跟我同桌，嘴闲不下来，自己说，自己笑。他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笑？”我说：“你他妈像个更年期妇女，哪来这么多废话的？”他自己笑了，前面的女同学也笑了。

有一年我和一个同乡到兴化玩。我们看了我曾经复读的学校，然后找了个笑饭店吃饭。我说：“兴化的饭店比厕所还多，消费还便宜。我复读的时候，一餐两元。”我们点了一个炒肥肠。吃完之后，我对老板说：“谢谢啊！”我同乡说：“吃饭给钱的，谢谢他干嘛？”我说：“人家做饭给你吃，又不贵，应该的。”

在兴化复读的时候，有个语文老师据说还是很有名气的。他头发梳得清清爽爽的，上课只讲他准备好了的内容，不和学生交流。有些知识点我认为他讲错了，就会当场指出来。他总是说：“不要打断我讲课，有问题课后交流。”我从来没有找他交流过。我认为有问题应该课堂解决，这样全体学生才能学到知识。

小勇同学消息灵通。他说我们复读班政治老师出了本诗集《比目鱼》。我到新华书店去找，没找到。后来老师作品越来越多，名气越来越大了。2016年1月，我买了本《丑孩》，看到作者照片，还确实是我们政治老师。我对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张娃娃脸。《丑孩》中的三歪子形象很经典，几乎每个村都有他的影子。

复读班英语老师忘记带试卷答案了。有些老油条同学就故意叫他讲试卷。他想推到下次讲，同学们坚持要求本节课讲。他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讲。其中好几个选择题都讲错了。学生和老师心里都没底。我知道他讲错了，因为我有答案，也是他讲的，我备注了。上好一节课，备课很重要，老师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

1997年左右，兴化流行一种大骗局“摸奖”。长安路上挤满了想发财的人。两元钱买一张彩票。我好像买了十元，一张都没中奖。我爸爸也买了十元，中一个“再来一次”，然后又是空门。主持人宣传“下午三点著名演员古月来现场助兴！”鬼影都没见着。那时，人人都是一个赌徒！邻村有人说中了一辆摩托车。

室友小宦说：“这几天下雨，我们医药公司仓库进水了，红桃K都泡在水里了。”我问他：“红桃K到底能不能补身体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没有吃肉补！”上世纪末期，保健品骗局盛行。我被“五株王”骗过一次。那时“三株口服液”很有名，“五株王”说更厉害！我买了一瓶，喝一口，味道就和喂猪的泔水一样。

有一天我们和两个老师一起出去玩。在北水关到城北中学的路上遇到一个看相的老头。有个老师上去搭话。老头说：“你们几个人面相都不错！”那老师问：“我家老人今年怎么样呢？”看相的说：“老人今年不好！”那老师说：“我家没老人！你看得不准！”看相的红着脸狡辩：“你家没老人！你问什么老人？！”

小万在兴化读职中。我们都住在李地主家。他宿舍就在我对门。他烟瘾很大，有钱的时候，烟屁股还有好长就扔掉了。有一段时间他没钱了。身上一支烟也没有了。烟瘾上来了很难受。有一天，他在宿舍里捡到一根烟屁股，点起来吸了一口，说：“真爽啊！”为了不浪费，他还追着自己吐出的烟雾不断用鼻子吸。

土改时期，李地主家的房子分了一间给贫农。那人现在八十多岁了，是个理发匠。理发匠想学生跟他说说话。于是约阿四到他家吃饺子。他说：“阿四！到我家玩啊！我包饺子给你吃！我们一起去浴室泡澡！”李地主听说理发匠邀请阿四吃饺子，就对我们说：“他还要请阿四吃饺子呢！他家砧板脏得不能看了！”